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国潮才是最潮！中外学者剖析东西文化吸引力之变******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 阚枫)“国潮才是最潮，华流才是顶流”，这句中国年轻人常挂嘴边的网络流行语能折射出，近些年来，东西方文化吸引力的悄然变化。日前，来自中国和伊朗的学者在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中，剖析了东西方文明交往中，东方文化的自信回归。

　　“我年轻的时候，还能听到很多老年人将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洋’字代表了一种我们说不出的洋气感，这其实就是文化吸引力。”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说。

　　邢广程表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往，必然会产生文化撞击，强势文化对弱势文明构成吸引力，近代史上的中国长期闭关锁国，文明进程落后于世界。一方面，国民产生了一种不自信或者很自卑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国人出现崇洋媚外的文化心理，“土”和“洋”之间形成强烈心理反差。

　　文化心理变化源于发展水平提升。邢广程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把握住历史机遇，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水平上获得长足发展，在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随着国人更深度地融入世界，人们对西方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客观。

　　“现在我们常说‘平视世界’，从文化角度解释，就是我们可以更客观地将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和我们平等交流的文明载体来看待，东西文化吸引力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多向的。”

　　邢广程说，从过去的“仰视”到如今的“平视”，支撑这种心态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中国崛起，40多年来，中国尝到了改革开放的甜头，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尝到了文明互鉴的甜头，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而文化自信的程度越高，中国也更有理由也有义务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表示，近500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侵略剥削，不少古老文明备受压制，不过，这一过程客观上也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觉醒，主动积极地学习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结合自身文化特征，探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个过程本身也说明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

　　长期从事东方艺术研究的伊朗艺术研究院助理教授、东方部主任纳思霖表示，强调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明，但这不意味着封闭，不同文明之间应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密切交往。

　　“文化自信的回归是个很好的提法，其实，我们现在常说的美国文化，历史不是很长，只有几百年，甚至都无法称之为文化。中国、伊朗都有几千年深厚的文明积淀，应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东方文化。”纳思霖说，现在的东方应该更有自信将更多东方文化用创新的形式传播到其他国家，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