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龙泉“青马学习班”系列调研（三）】实现铸魂赋能的学习效果******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进新征程，尤为需要青年一代坚定信念、真诚奉献、埋头苦干。

　　在前阶段发布的《中共龙泉市委关于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决定》中，“青春”将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底色之一。“青马学习班”是龙泉打造青春品质之城的重要载体，以此为媒持续为青年干部人才铸魂赋能，书写“人产城”融合新篇章。

　　人：提升一支青年队伍

　　人才，强国之根本、兴邦之大计。“青马学习班”引导青年群体深入思考、变革谋新，有力提升了当地青年队伍的总体水平，成为培训的一个重要成果。

学员前往浙西南科创基地考察学习

　　有实践才有真知。学习班鼓励学员“真看、真想、真交流”。学习期间，学员们走进田间地头、走进农家小院，亲身感触乡村振兴、农特产业发展；走进工厂车间、走进项目现场，了解营商环境建设、“双招双引”工作；走进社区农村、走进最小网格，体验基层治理、现代城乡社区建设等等。一块农田、一个车间，一段路、一群人，都是学以致用的好课堂。学员边走边学边悟，立志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学习班不仅“育人”，也在“留人”。青年发展型城市，主体是青年。在学习班中，回归的“龙青”、涌入的“龙漂”在一起互学、互赛，真学习、真思考，结下深厚情谊。

　　学员桑蓓蓓说，在学习班中，她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深入了解了这里，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青年朋友，共同为龙泉的发展扛起青春担当。

　　产：带动一批产业发展

　　龙泉有着优质的产业基础，宝剑、青瓷、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健康医药等产业都已具备一定规模，电商、文创、美食等新业态经济逐步驶入“快车道”。对于龙泉来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对短板在山区县，痛点在“引才难”。

　　为破解这个问题，“青马学习班”在开办过程中，围绕龙泉产业发展，尤其是山区县发展开设课程、设置议题，收获学员们的“金点子”。“龙泉自古就产优质灵芝，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对于怎么进一步深化产品我有想法。”“咱们这里是中国特色竹乡，品牌已经有了，我觉得要进一步完善、巩固竹木产业链条。”……就这样，一个个想法构思逐步完善为一份份调研报告、发展规划，递送到龙泉相关部门、企业的手中，助力一批产业发展。更有学员表示，愿意前往山区工作、创业，为龙泉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学员季诗婷说，“青年在城市中必然是要有所作为的，我们愿意让青年力量在龙泉的每一处都有展现。”

　　城：丰富一座城市底蕴

　　城市发展离不开青春力量，青年成长离不开理论指引。“青马学习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龙泉答卷”。在这里，最是书香能致远。在学习班的带动下，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群体迅速掀起想学习、爱学习的浓厚氛围。在这里，学员们传承弘扬龙泉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学员毛剑斌表示，在学习班里，学员们练就理论联系实际真功夫，将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法宝。学习班中，“书香”与“青春”精彩碰撞，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成为龙泉这座品质城市的又一道靓丽风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总教纲，以龙泉市打造“品质之城”的独特市情为总背景，以实地调研、“学思用”结合为总方法，“青马学习班”的学习之旅，让广大青年更深刻地了解“什么是龙泉、如何建设龙泉、建设怎样的龙泉”，将激扬青春的“劲头”扭成一股事业发展的“势头”，统一了青年思想，汇聚起青春力量，书写了一个新时代党的理论体系与地方的发展实践有机结合的生动案例。

　　（光明网记者 陈建栋、李澍）

　　相关阅读

　　【浙江龙泉“青马学习班”系列调研（一）】搭建一个“出真知”的学习体系

【浙江龙泉“青马学习班”系列调研（二）】探索从“飘在天边”到“在我身边”的学习方法

多学科融合，推进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李佳霖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于1972年。2022年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诞生50周年。1985年，中国加入该公约。198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长城、周口店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以及泰山。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8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4项，为传承中华历史文脉、守护全人类文化瑰宝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倡议发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学术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建言献策，促进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多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助力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通过世界遗产的申报实践，使大家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如从文物保护的语境走向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过去文物保护的对象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墓葬等，如今强调保护活态的遗产，如人们居住的传统村落；过去文物保护只保护物质要素，现在非物质要素也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黎族的黎锦、哈尼族的耕作技术等都被纳入了保护之列。”单霁翔说。

　　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表示，平遥古城是人居型世界遗产的典型代表，城市开发、过度旅游、社区面临着被瓦解的风险是其要面对的挑战。邵甬介绍，成为世界遗产之后，平遥古城旅游快速发展，古城保护与发展出现了失衡状态，很多干字形商业街作为开发的主要区域，接受了外部投资，并且进行了装修甚至过度装修，但是很多传统院落却存在消极保护的状况。另外，平遥古城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社区缺乏比较强的凝聚力，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知不足。

　　2006年，邵甬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为平遥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相关策略。“一是古城价值的再阐释，从古城的古代到当代，从宏大叙事到日常人居，涵盖了金融之都、营城智慧等方面；二是古城定位的调整，将以旅游为主的古城调整为‘活着’的古城、宜居的世界遗产地；三是工作目标的调整，从‘保下来’到现在的‘活得好’。”邵甬说，团队为平遥古城编制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以求保存完整的中原汉民族城市特征，并保护好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出台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实施办法》，以期通过政府主导、居民自主和专家引导的激励制度，让老百姓在通过补助资金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修缮结果也能够符合保护规划制定的标准。同时，进行产业优化，鼓励旅游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发展，形成有韧性的产业结构，比如把古城中的废弃用地活化利用为文化空间，鼓励文化产业植入，在古城里逐步形成了与文化遗产空间相结合的电影节、摄影节等。如今平遥的旅游总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门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参与到相关产业中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开始规划时我们更多的是记录物，比如街巷、建筑，后来更多地去理解城市与人的历史以及人当下的需求，实现了‘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改变。在工作方法上，从原来的‘精英规划’转变为‘共同缔造’。比如成立社区工作坊，让老百姓了解古城的保护与发展，也了解他们的需求。”邵甬表示，人居型世界遗产的保护，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原则，还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同时要回应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强调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人居环境的改善，实现宜居、活力、平等三大目标。

　　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

　　湖南武陵源于1992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武陵源成为中国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2007年，武陵源成为国家5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

　　武陵源的保护发展之路很好地印证了遗产保护理念的蝶变。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开展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展望时，把所有的自然遗产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好；第二类是比较好但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第三类是重点关注；第四类是严重关注（大部分为列入濒危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武陵源被列为重点关注类。2017年，武陵源再次被列为重点关注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关于武陵源的报告措辞非常犀利，比如认为武陵源的完整性尤其美学价值受到不可接受的丧失。同时强调旅游设施过度建设和持续游客增长给武陵源带来的威胁等。”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教授肖时珍说。

　　“我们受地方主管部门委托，按照世界遗产中心的要求编制了《武陵源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逐一回应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武陵源的担忧，以及武陵源所在的各级政府为实现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包括武陵源景区主入口的酒店、商铺等大多已拆除，并且进行了生态修复，武陵源在居民搬迁、环境污染防控等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等。我们也客观地评价了武陵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学景观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还分析了索道、电梯等在促进遗产保护和展示、促进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和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很关注的游客人数，也在调查统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数据核实与澄清。”肖时珍说。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可了他们的报告。2020年12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武陵源由“重点关注”类晋级为“比较好需要给予一些关注”类。“武陵源也调整了开发思路。比如之前武陵源计划再建一条鹞子寨索道，因为有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决议建议，如今已经放弃了这一计划。可以看到，武陵源从过去旅游大开发的阶段，逐渐演进到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阶段，到如今进入以保护为主、倡导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肖时珍表示。

　　让原住民获得发展的红利

　　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8年，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保继刚带领团队对哈尼梯田进行了调查。“团队有60个人，其中20多人懂哈尼语。”保继刚说。

　　团队对元阳县35个自然村5682户做了实地调查。调查发现，村寨大部分年轻人出去打工了，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遗产区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 35个村庄中，传统民居蘑菇房只剩下298栋。“经过调研和充分考虑，我们选择了阿者科村开展保护实践。”保继刚说。

　　阿者科村是35个村落中最贫困的一个村，因为交通不便导致村内新建设缓慢，也使得蘑菇房得到大量存留。“我们提出了‘阿者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村民以村落和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入股，占股70％，其中民居占40％，梯田占30%，居住占20%，户籍占10%。只要住着传统民居、种着梯田，村民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分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在传统民居以及梯田的保护上找到了抓手。从2018年6月开始，到2019年3月第一次分红，每户分了1600元。之后，村民对我们更加信任了。到2021年，每户分红达到3000元。”保继刚表示，在这个计划推进中，一直推行基层民主，公开所有的相关信息。有需要新增的管理制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进行商议，形成了新的管理制度就纳入阿者科的管理制度中。

　　“我们还给孩子们设立了教育奖励金，考上中学奖励500元，考上本科奖励1000元，每年发放。同时，还请当地村民教游客体验织布等，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收入。”保继刚说。

　　作为中国旅游减贫方案，“阿者科计划”是一个社会科学的试验田，从实践反哺理论。“其中最核心的是创造旅游吸引物的人，应该得到旅游带来的收益。”保继刚说。

　　“世界遗产保护的持续推进得益于建筑、旅游等领域人才参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张朝枝表示，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跨学科特征，因此培养好跨学科综合型人才是关键。据悉，从2018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和张朝枝共同发起了遗产旅游联合工作坊。连续几年来，工作坊组织了多个专业的师生，在河南、河北、山西等重要遗产地开展调研，探索遗产地的保护发展。“以‘共同问题’为导向，多学科人才一起努力推进世界遗产保护。”张朝枝表示。